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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懂中国文学,还得从汉字入手
2018-06-13 08:43:10 来源: 解放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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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当今的学科划分中,汉字研究属于语言学,抒情叙事属于文学,它们处于不同的一级学科下面。但在古时候,文字学和文学并没有分得这么清楚:四言诗、五言诗、七言诗都是从文字说的;“古文经学”“今文经学”也是以文字相区分。

  到了20世纪,由于模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划分,我们将语文分成语言学与文学两大学科,且越分越远、越分越细。分的结果是二者相互边缘化。事实上,汉人的思维凝聚于汉字的结构里,汉文学特有的魅力来自于神秘的汉字。若不将文字学和文学撮合在一起,很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由此,不少有识之士主张,应该把两个学科的东西重新撮合在一起。不仅要凑到一起,而且要通过撮合,探讨一些难解问题的奥秘。

  “花”常比喻美丽女性

  “鸟”有传递家书之意

  关键字往往是文学作品的文眼、诗眼。因读不懂而离题万里的例子,古往今来还是比较多的。

  杜甫《春望》中的名句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通常解释为杜甫因国家破败而悲伤,他眼中的自然之物也相应“惊心”和“溅泪”。其实,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。这样的解读和前两句挂不上钩,尤其是第一句“国破山河在”。它说的是,国家破败了,但山河依旧(壮丽),不因人世间政治的变动而改变本来面貌,意指“天地无情”。若理解为花和鸟因国破而“溅泪”和“惊心”,岂不是与第一句的意思恰恰相反?

  再来看第二句“城春草木深”,通常的解释是因江山易主,长安城的春天荒草萋萋,一派破败荒凉景象,即所谓“草木深,明无人矣”。草深是说草长得很高,很旺盛;木深是说树叶茂盛如盖。草长得高可理解为荒凉,但与下面两句连起来,就存在语意不通的问题了。下面两句中,又是花又是鸟,而且是“草”中花、“木”中鸟,俨然一幅花开鸟鸣的春天画面,何来荒凉?所以,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,长安城的春天依然树木花草繁盛,不因城池易主而改变春天鲜活的生机。

  往深层次看,对“花”“鸟”二字或者说两个意象的把握,是理解《春望》的重中之重。“花”在古诗中经常出现,通常比喻美丽的女性。李白《清平调三章》中有“云想衣裳,花想容”,是说看到牡丹花,就想起杨贵妃的美丽容颜。而形容风流的男性,常说“眠花卧柳”“拈花惹草”。

  就“感时花溅泪”而言,说的其实是杜甫看到春天的花,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妻子、女儿。她们现在安好否?有无饥渴病痛?想之念之,不由得潸然泪下。当时,长安城被叛军攻破,杜甫为到灵武寻肃宗谋一官半职,不得不抛妻弃女,将她们安置在他处村。在这个烽烟四起、兵荒马乱的年代,妻女的生死安危怎不令人牵肠挂肚呢?

  此时的杜甫是多么想得到她们的消息,遂有下句“恨别鸟惊心”。“鸟”的意象中,有传递家书信息之意。今闻鸟鸣,抬头一看“似曾相识”,不禁惊叹莫不是有妻女消息?若得家书,比什么都珍贵呀,遂故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之感慨。

  接下来的念想很自然的就是,何时才能与妻女团聚?何时得见肃宗?何时谋得官职?何时战火平息?可这些哪是杜甫能预料到的,念之愁肠欲断、百无聊赖,惟搔首而已!于是,诗人以“白首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”来收尾。

  总之,“花”“鸟”二字是《春望》之诗眼,思念妻女是《春望》之情窟。惟解此二字,方知此诗之真情、真价值。

  用空间图像表示时间

  借自然动作指明方向

  从《诗经》的“比兴”到王国维的“无我之境”,几乎历朝历代都以含蓄、耐人品味为好诗、为上品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  学界有多种说法:一种观点认为受老庄思想影响。老庄认为,道生万物,万物生于无。《逍遥游》 讲逍遥,怎样才能逍遥呢?要“无所待”,要“无我”“无功”和“无名”。所以,要以“有”表现“无”,要将“言外之意”“弦外之音”作为艺术追求。另一种观点认为受佛教影响。佛教讲“假有真空”“万色皆空”,“空”乃天地万物的本性。受其影响,诗词的创作也应追求空灵之美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,历史上的封建统治比较严密,导致文人不敢表达真性情,如阮籍、李贺、李商隐、苏轼之类。

  这些说法都有一些道理,但并不一定说到根子上。究其本源,还得寻到汉字身上。汉字不同于许多拼音文字的地方,就在于它是表意的,而且是借象表意。借象和表意是汉字的两大基本属性。现在见到的早期汉字是刻在龟甲、兽骨上的文字——甲骨文,就是用图像和图像化符号组合而成的。更早的文字当数陶文和岩文,精确点说是陶画文和岩画文。可见,汉字最早起源于图画。

  一般认为,图画表意有几个独特处:

  一是可视性、可感性强。汉字书写的文学意象,更易引发人的想象。如“孔”字,英文表示在某固定物上凿的一个洞。而汉字是上面一个硕大的乳头,下面一个仰头吸吮奶汁的婴儿,“孔”即指母亲出奶的乳孔,有哺乳婴儿使人类延续之美意。

  二是善于表达可见之有形物。进一步来说,善于表现空间,却不善于表达时间。于是,不得不以有形表现无形,以空间表现时间。如表现时间的“年”字,在金文中是一个人被一稞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的图像符号。这就是用空间图像表示谷子熟一次为一年时间,又表示丰收的劳苦和喜悦。

  三是表意更丰富、选择性强,也更具不确定性,更显空灵和模糊。如表示西方的“西”字,金文为一只鸟落在鸟巢上。这里,方向的表示不是直接的,而是借助鸟飞回鸟巢这一现象来间或暗示此时太阳在西方落山。

  由此可见,诗歌中用“有”表现“无”以及委婉、迂回、空灵、含蓄的特征,根子上是由汉字借象表意的特殊属性而造成的。

  叙事与抒情相从相生

  诗意和故事形影不离

  中国传统文学中,抒情与叙事、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。

  第一,以借景抒情为主、以叙事造势为辅,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。其中,可分为三种情况: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,如《七月》《长恨歌》《圆圆曲》等;另一种以抒情为主,情中带事;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,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。

  前两种常见,无须举例;第三种较少见,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。古人已逝,来者不生,现在的人怎么能见?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,似乎是在说没用的话。至于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,简单来看就是想天地如此之大而长久,自己如此渺小而短暂,不竟悲从中来。若这样解读,这首诗便不漂亮,或者说没什么太大意思了。

  事实上,此诗的关键词是“古人”和“来者”。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、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,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。由此,“古人”和“来者”都是比喻伯乐。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,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,不由得怆然涕下。这样一来,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,只是事隐于情之后。

  第二,以叙事为主,以造境写意为辅,是散文、小说的非韵文文体。其中,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,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;唐传则奇倏忽奇变,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,实为以诗思、诗笔叙写小说。

  仅就长篇小说来看,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“三顾茅庐”“山寺夜读”“刘备招亲”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。在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中,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。到了《金瓶梅》,不仅辞赋、小曲、戏曲皆成叙事写人表意的常见手段,就连笑话、酒令乃至人名、楼名、地名也别有意趣。写到精细处,言内意外对照回应,处处藏有深意。

  而《红楼梦》叙事如画,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。且不要说黛玉葬花、宝钗扑蝶,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,便可谓一部《红楼梦》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。一僧一道之《好了歌》,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,“贾雨村”“甄士隐”的谐音寓意,处处暗藏玄机。

  再来看戏曲叙事,更是精心创造诗情画意的场景和心境。有人觉得,中国文学不善于写心理活动。其实,传统戏曲之唱词,似乎专为唱心理活动和写矛盾情感而设,如 《窦娥冤》之“刑场”、《拜月亭》之“拜月”、《西厢记》之“惊艳”、《牡丹亭》之“游园”等。

  抒情与叙事、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,依旧是在汉字里。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: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,如山、水、日、月、鱼、马、牛、羊,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,多用来造境写意。另一类是事象符号,是一种有目的性、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。比如“奠”字,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,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,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,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。又如“盥”字,下面一个盛水的器物,上面两只手捧着水洗脸。

  一般来说,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,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。这种事实表明,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、更为复杂的产物。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,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,从而具有动态性。由此,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。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,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、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。

  汉字表意和组词灵活

  助中国叙事跳跃穿插

  还有个疑问:为何中国叙事不善走线性之逻辑,而常乐于块状跳跃或随意穿插?

  中国传统神话,就存在这个明显的特征。记载神话较多的《山海经》,说东山一个神,西山一个神,南山、北山各有一个神,他们或六只眼、两个头,或人首虎身、狮首人身、鸟首人身,却没有系列故事,都是片断式的。

  小说同样如此,或以人物为单位组合在一起,或以空间场景为单位组合而成。前者如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,后者如《西游记》《镜花缘》等。空间场景时常跳跃,一会儿山东,一会儿广州,一会儿济南,一会儿四川,看似没啥逻辑。时间叙述大多也是跳跃的,转眼就10年过去了……有学者据此曾讽刺中国小说无结构,前后无主干,组合起来就是长篇,拆开来就是短制。

  诗歌也有这种特点,常表现为由若干名词堆砌的句子。如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“惨惨凄凄戚戚”之类,曲词意象浓密,却结构松散,调换其顺序也不大影响情景的表达。

  这种块状跳跃、随意穿插的叙事方式,与汉字有啥关系?关系大了。汉字意与象的一体性,使得汉字具有表意和组词造句的独立性、灵活性。早期汉字,一字一义、一字一词甚至一字一句,有较强的独立性,这是其一。其二,汉字某一字的词性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。其三,汉字无词性变化、前缀、后缀、单复数等,受前后词的牵挂少,在句子中的位置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,甚至词与词的位置自由调换也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。举个例子,“他淋了一身水——他一身淋了水——水淋了他一身”,传递的信息是不是没啥不同?所以说,中国小说叙事的块状跳跃和穿插,源于汉字语词表意和组词的独立、灵活与自由。

  最后,大家回头再想一想,我们几乎将西方的理论流派从头到尾学了一遍。所谓的理论认知能力确实提高了不少,但也不免时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。诸如中国文论中的“气”“风”“神”“韵”“味”等概念,很难用西方理论说透。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达的东西,越细分似乎越不得要领。反思的结果,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字上来、思维上来,回到表音与表意文字基本属性的差异上来。

  (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。本文根据“东方讲坛·思想点亮未来”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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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纠错】 责任编辑: 王志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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